经济学家有时候被人称为是“马后炮”专家：分析过去的事情头头是道，预言未来却往往不那么灵光。不是吗，几乎没有人想到会发生的“东亚金融危机”爆发以后，一些经济学家想做中国的克鲁格曼，到处演讲说人民币半年之内一定贬值，现在好几个“半年”过去了，这些经济学家却似乎忘记了自己的预言。难怪，没什么根底，只好搏彩。
经济活动不是物理实验，变数实在太多。所以平心而论，如果事后的分析能够让我们明白一些道理，还是有生存的价值。但是我们说经济预言困难，并不等于经济发展不能够大体预言。五年以前，当人们普遍看好“东亚奇迹”的时候，斯坦福大学刘遵义教授指出东亚的增长没有技术进步贡献的支持，麻省理工大学克鲁格曼教授更直言所谓“东亚奇迹”只是神话，告诫东亚要出问题。后来，当东亚金融危机果然爆发的时候，人们不得不佩服刘遵义教授和克鲁格曼教授的洞察力。
东亚危机不仅是东亚的问题，世界必须从东亚危机中吸取足够的教训。东亚危机之前的墨西哥金融危机，本来可以给人们许多教益，可是“好了伤疤忘了痛”，何况是别人的伤疤，于是许多人认为那不过是局部的个别的事情。有鉴于此，克鲁格曼写了一本通俗读物《萧条经济学的回归》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），呼吁世界从日本衰退、拉丁美洲危机和东亚危机中吸取教训。
在美国经济学家之中，克鲁格曼以文笔优美著称，并且常常用老百姓熟悉的语言进行经济学写作。他说：“世界需要的是行动，这就要让自己的思想转化成大部分人能够看得懂的语言”。要紧的不是回顾危机的进程，而是寻找危机发生的机制原因。
自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过去以后，整个世界的主流经济学都在对付通货膨胀的问题，现在我们必须考虑对付衰退和通货紧缩。这就是该书的基调。他给衰退已经10年的日本开出的药方是：“只有坚持贬值，坚持通货膨胀，日本经济才有可能走出困境”。面对经济问题，我们听得很多的是这样的说法：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，结构性的改革才能根本解决问题。但是克鲁格曼认为，对于日本来说，通货膨胀第一，结构改革第二，道理是“有时侯一辆熄火的汽车需要我们推一把”。日本的问题是老百姓不肯花钱，“利率下降到了几乎零的水平，经济还在衰退的低谷”，让消费市场热起来，才是当务之急，因为“是繁荣，而不是萧条，才是治愈这些结构性问题的最佳环境”。
克鲁格曼援用“国会山保姆公司危机”的浅显例子，说明他的建议。美国法律规定家长不得把年幼的孩子单独留在家里，所以家长外出的时候必须请人当保姆照料孩子。为此，在美国国会工作的150对年轻家长们，就组织起互助的“国会山保姆公司”。“公司”印制了一些临时票券，每做一小时保姆工作，可以得到一张票券，每请人看管孩子一小时，就付出一张票券。可是因为许多人都考虑为外出旅行积累票券，结果发生惜用票券的现象，于是制度很好的一个公司，仅仅因为缺乏票券，就运作不起来。可见，实质经济结构很好的时候，金融问题依然可以带来经济危机，特别是萧条类型的问题。
克鲁格曼说，“现在应该重新认识自由市场主义，特别是全球化的兴起对人类的作用”，指出“世界是一个不公平的地方，发达国家占尽了便宜”。读着这样的文字，你怎么舍得放下这本印制考究的小册子？克鲁格曼还说，“在我们的世界中，真正短缺的不是资源，不是美德，而是对现实的理解和把握”。这本书今年春天在美国出版，夏天就有了中译本，它确实可以帮助你理解和把握现实。
